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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杏雨书屋访“国宝”

2000-07-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唐人《说文解字》写本,据说世间仅存“木部”六叶与“口部”一叶,皆流失于海外。我从1985年开始在日本寻访流传东瀛的汉籍善本,一直把找到唐人写本《说文解字》作为海外访书的目标之一。原来据文献记载,此唐人写本《说文解字》于1926年之前尚在国内,其后则归日本人内藤湖南。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于今则是下落不明矣。

内藤湖南(1866─1934年)名虎次郎,字炳卿,湖南为其号。他是本世纪初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亚细亚主义”的信奉者,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曾多次在中国采访。1902年11月,他在北京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刘铁云宅邸,看到了刘氏为选编《铁云藏龟》而正在使用的甲骨文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亲眼目睹中国这一举世震惊的发现的外国人。

自1907年起,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东洋史讲座”整整二十年。其间,1910年,当时京都帝国大学探得我国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向清廷奏请将斯坦因、伯希和等在敦煌未及运走之文书自边地取回北京的消息,即派内藤、狩野直喜、小岛琢治三教授,与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二讲师赴华,在华北滞留五十余日,携带若干敦煌卷子归国。这便是敦煌文献首次流入日本。

内藤湖南一生嗜书如命,仅在1900年至1909年之间,他通过大阪鹿田松云堂,便收藏了宋刊《眉山七史》、元刊《玉篇》(零本)、元刊《中州集》(此书后与中国董康交换它本)、元刊《三国志》、《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君臣图像》等,此外,尚有日本平安时代写本《春秋左氏传》、五山版《唐才子传》等珍本。1915年,内藤湖南通过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以一千五百元的巨赀,购得《史记集解》残本五十八卷,后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指定为“日本国宝”。内藤湖南的晚年,定居于京都府恭仁山庄,一生收藏之文献典籍,也移藏于此。“恭仁山庄本”除允好友观瞻之外,不作公开之用。1934年内藤湖南去世之后,翌年,大阪府立图书馆曾征得其家族同意,举办过“恭仁山庄善本展”,并有珂罗版图谱一册行世。后来世人有“恭仁山庄本已交大阪府馆收藏”之说,其源盖在于此。其实,“善本展”后,展品已经全部交还其家族了。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了恭仁山庄所藏的宋绍兴刊本《毛诗正义》单疏本。此本与唐人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合称“恭仁山庄双璧”,皆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半个世纪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中,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于今“恭仁山庄本”究竟存落于何处,中日两国的学人茫茫然不知所在。

我原先在京都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发现有一“内藤文库”,系内藤湖南旧藏,欣欣然有喜色。然披览之余,顿然失望。原来此“内藤文库”所藏,则系内藤湖南收集我国有关满族与蒙族的文献资料,凡161种,合1591册。此为“满蒙研究”之重要史料。后来有日本友人相告,内藤氏家族在1984年将“恭仁山庄”与“恭仁山庄本”一起,转让给了关西大学,拟另设立一个“内藤文库”。于是,我便开列“日本国宝”汉籍三件、“日本重要文化财”汉籍四件,请代为查询,然终无所获。后来收到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福永光司老先生寄赠的关西大学收藏内藤湖南文献的几个影印件,确认了内藤湖南原先所有的“国宝级”汉籍不在其内。1989年秋,我拜访了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的“内藤文库”,当时还在整理之中,但基本弄清楚了关西大学的收藏,是以宋元刊本之外的明刊本为主体的。

我原以为“恭仁山庄本”的国宝已无处可以寻觅,正在彷徨之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老先生托人传话。岛田先生说:“严先生在日本访书,最好去大阪看看杏雨书屋,那是内藤湖南的精本。”这个讯息使我十分振奋,因为这正是我在寻找,却又无从知其下落的一批唐钞宋刊——包括唐人写本《说文解字》在内的堪称天壤间孤本的珍宝。

原来,早在1938年,内藤氏家族就已经把“恭仁山庄本”中的极品,凡刊本67种、写本31种,转让给了经营医药的豪富武田氏家族。

武田氏家原有藏书楼,名曰“杏雨书屋”,以储东洋本草医书为主,与其从业相当。据说这一藏书楼的建立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有关。当年在大地震中,关东地区如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等所藏文献典籍损失惨重,为防止再次发生典籍的失散,该家族以私人之力,开始从事中国与日本的本草医书的收藏。先是购得小野家的本草典籍,1932年又购得早川佐七氏的植物学典籍。待他们收购到内藤湖南的极品精本以及原福井崇兰馆的旧藏后,“杏雨书屋”作为藏书楼便有了规模了。1964年,建立了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从事相应的文化事业。1977年6月,武田氏家族第六代传人武田长兵卫先生,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虽然在所有权上,仍然属于私家系统,但却不再归私人所有了。

杏雨书屋是一个私人的藏书机构,不公开对外。欲登堂入室睹其藏本者,皆需要特别的介绍。当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羽田明先生被聘为杏雨书屋主人,羽田明教授是日本东西关系史研究的名家。承蒙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和小南一郎教授、狭间直树教授从中联络,九月的一个上午,由狭间直树教授陪同,我们乘“阪急特快”电车,到了大阪郊外一个叫做“Juso”的地方。这里的景色很美,宽阔的淀川从它的身旁流过,街心公园一片翠绿。我们穿过一条很狭窄的巷道,到了“武田医药制造厂”。真是难以想像,中国文献中的稀世珍宝,竟然就储存于我眼前巨大的水泥面厂房卵翼之下的一栋小楼中——小楼位于厂房的左侧,这便是“杏雨书屋”。工作人员客气地了解我们的来意后,我们即被引入二楼一间宽敞的房间中。房内的陈设雅淡清新,似无纤尘之染,一位老先生正聚精会神地读着线装古书。工作人员端上两杯咖啡,便问需要什么书。一会儿,他依书单从外屋捧进几部书,我欣喜地接过本子,然而,心里顿时有些发凉——这位先生递进来的不是原品,而是原品的影印件。我和狭间教授相视片刻,接过影本。我想,真本乃国宝,恐怕不会轻易示人。现在虽说不是原品,但毕竟是全部的影印件,也已经相当的不易。于是,便向狭间教授苦笑地点点头,还是认真地阅读起来了。

羽田明教授是下午特地从京都赶来的。他一进屋,便先与那位读古书的老先生打招呼,然后便径直来到我们面前。羽田先生很有风采,不拘小节,看上去并不像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他说:“我赶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是第一位来这里访书的中国学者,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呀!”他又说:“书屋以收藏为主,并不公开,所以,一般是不接待外来参观的。来这里看书的,都是有专门研究的。”说着,他便向我们介绍那位看古书的老者——原来,这位老先生,他就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学家北村四郎,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北村先生含笑点头,指着桌上的古书说: 我是这里的常客,读中国的古医书,非常的有意思。”谈话间,羽田明教授似乎发现了什么,他问我:“先生喜欢看影印本吗,为什么不先看一看原本呢?”这使我很窘迫。

由工作人员所造成的这一遗憾,终于由于羽田明教授的到来而得到解决。当我打开用白锦缎裹缠的书包时,真是欣喜与感慨交加,展现在我的眼前的是在我国已经失却,而已经成为他国“国宝”的中国文献。从前曾闻恭仁山庄有《四宝诗》,其曰:“白首名扬甘伏雌,抱残守缺慕经师;收来天壤间孤本,宋刊珍篇单疏诗”云云,终于得见其真颜了。

杏雨书屋所藏唐人写本《说文解字》,即此“木部”六叶,共九十四行,一百八十八字。每行二篆,分二段记载,先用大字表示篆体,其下横写反切注音,解说之文,又分二或三行书写。篆字属悬针体,似与唐人元次山《山吾台铭》相近,其楷书与唐人写经文字甚类。此本外封用古锦装裱,内衬水色缎子,有清光绪二十七年费念慈题签《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字》。卷端有清同治七年曾国藩亲笔《唐写本说文》五大字。本文用纸,系唐写经中所见的那种硬质黄麻纸。纸面高八寸四分,全长七尺九寸七分。本文末尾尚存改装之前宋人裱装所用的衬纸,幅宽四寸一分。其后用另纸黏接,系宋人米芾之子米友仁亲笔《跋》,文曰:“右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后又用另纸相接,有宋人俞松亲笔,书曰:“宝庆初年四月三日妆池松题记”,左方并有“俞松心画”及“寿翁”二印记。

以上除曾国藩题五字外,看来基本保留宋人装帧旧态。此本凡六叶,各纸接合处,皆钤“绍兴”小玺。从米友仁《题跋》与“绍兴”小玺判断,此本至南宋初年,似犹存于王室内府。俞松《题记》后隔七寸九分,接另一纸,有同治七年曾国藩亲笔长诗。诗曰:插架森森多于?,世上何曾见唐本;/莫君一卷颇怀奇,传写云自元和时;/问君此卷有何珍,流传显晦经几人;/君言是物少征识,残笺黯黑甚不触神;/豪家但知贵锦裘,陋巷谁复怜綦巾;/黟孙令君持赠我,始吐光怪干星辰;/许书劣存二百字,古镜一扫千年尘;/篆文已与流俗殊,解说犹令耳目新;/乾嘉老儒耽苍雅,东南严段并绝伦;/就中一字百搜讨,诘难?起何斫斫;/暗与此本相符契,古辙正合今时轮;/乃知二徐皆卤莽,贻误几辈徒因循;/我闻此言神一快,有似枯肠揩马疥;/我替趋朝陪庶尹,颇究六书医顽蠢;/四海干戈驱迫忙,十年髀肉消磨尽;/却思南阁老祭酒,旧学于我复何有;/安得普天净?枪,归去闭户注凡将。

诗后题署“同治三年八月作此诗应子亻思尊兄雅嘱七年八月曾国藩书”,后有朱印一枚。此“诗题”后,又有翁同?、杨守敬、白坚、傅增湘、张元济、董康,及日本人西园寺公望、犬养毅、德富苏峰、铃木虎雄等的题跋。自卷端至此题跋,总长三丈二尺五分。

此本如曾国藩《题跋诗》所说,原为清人莫友芝所藏。莫氏有《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详说此本发现之经过。后归白坚所有。早在1910年秋,内藤湖南已经在陶斋(端方)的书架上见过此本。同年十月初四日,内藤湖南记曰:“陶斋尚书见示唐写《说文》,真天下奇宝也。我邦曾有此书数行,今已不知何在,可惜”云云。十七年后,即1926年,此本归内藤所有。卷中有内藤为收藏此本而专制的藏书印章“宝抚?”。

杏雨书屋藏宝与《说文》合成“双璧”的,则是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宋太宗端拱元年校勘《五经正义》,淳化三年刊刻成《毛诗正义》,宋绍兴九年于绍兴府覆刊。杏雨书屋所藏此宋刊单疏本,国内已经不存,实系天壤间孤本。早在1934年1月,此本已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指定为“日本国宝”。

《毛诗正义》今存卷八至卷四十,缺卷一至卷七。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二字至三十二字不等,以二十五字或二十六字居多。匡廓内纵七寸六分,横五寸二分。版心记卷数、页数,每卷末记字数。卷四十末有原淳化三年刊本所列校勘官名衔,末有“绍兴九年九月十五日绍兴府雕造”牌记。此书原系日本中世纪时代的文化设施金泽文库旧藏,后流入民间。日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曾记此本曰:“古泽介堂氏从周防古刹所获,后归井上百爵,故遂为吾师(竹添光鸿)有。”每卷卷首或卷尾有“金泽文库”、“香山常住”墨印,并有“井井居士珍赏子孙永保”印记。此书外配书匣,匣盖内面有“甲子(大正十三年)六月购炳卿”墨书。

这次看到的还有杏雨书屋所藏“日本国宝”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史记》刊本自南宋以来,通行“三家注本”。在北宋时代,“集解”、“正义”还是单行于世的。事实上,《史记》的北宋刊本,世间已经极为罕见。杏雨书屋所藏十四行本,与原国内铁琴铜剑楼藏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可能为同一刊本。如是,天壤间仅此二本而已。此本宋讳“敬、竟、殷、匡、恒”等,而“贞、祯”等字则不却笔,可推为宋仁宗以前刊本,至为珍贵。此本今存自卷三十一(世家第一)起共凡五十八卷。《本纪》、《书》、《表》全部遗失。另外,又以原京都富冈桃华旧藏南宋刊本卷五十至卷六十配补。每卷末有手写“索隐述赞”,又《列传》部分每卷皆有朱点,并以墨书附训,盖系日人读者所施。每卷首又有“井井居士手装明治四十二年十月”字样。卷中有“竹添氏光鸿”、“岛田重礼敬甫氏”等印记,并有内藤为此本专做的藏书印“宝马?”。

杏雨书屋的《史记》藏本,除此“国宝”之外,尚有宋绍兴十年邵武朱中奉刊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全本。字画遒劲,版刻精美,犹有北宋余韵。是书卷中有“兰陵家藏书籍”、“兰陵藏书”印记,则系日人贵胄飞鸟井家族旧藏。向读日本安政年间(1854-1859年)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记京都飞鸟井家藏《史记》宋刊本,然末署“未见”,我竟于一百三十年后于杏雨书屋复见此本,亦一大快事也。

在我结束访书时,羽田明教授以诚恳之情,赠我书屋藏九十七种图影。暮色中我和狭间教授离开了厂房,我在心中默默地向书屋告辞,因为我明白,这一走,不知何日何时才能再来目睹这民族的瑰宝。中国典籍中的无价之宝,仍然静悄悄地留在巨大的厂房的一角,几乎不为人所知晓,不知还要待到何年。唐人《说文解字》写本,据说世间仅存“木部”六叶与“口部”一叶,皆流失于海外。我从1985年开始在日本寻访流传东瀛的汉籍善本,一直把找到唐人写本《说文解字》作为海外访书的目标之一。原来据文献记载,此唐人写本《说文解字》于1926年之前尚在国内,其后则归日本人内藤湖南。物换星移,沧海桑田,于今则是下落不明矣。

内藤湖南(1866─1934年)名虎次郎,字炳卿,湖南为其号。他是本世纪初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亚细亚主义”的信奉者,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曾多次在中国采访。1902年11月,他在北京崇文门外木厂胡同刘铁云宅邸,看到了刘氏为选编《铁云藏龟》而正在使用的甲骨文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亲眼目睹中国这一举世震惊的发现的外国人。

自1907年起,内藤湖南在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东洋史讲座”整整二十年。其间,1910年,当时京都帝国大学探得我国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向清廷奏请将斯坦因、伯希和等在敦煌未及运走之文书自边地取回北京的消息,即派内藤、狩野直喜、小岛琢治三教授,与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二讲师赴华,在华北滞留五十余日,携带若干敦煌卷子归国。这便是敦煌文献首次流入日本。

内藤湖南一生嗜书如命,仅在1900年至1909年之间,他通过大阪鹿田松云堂,便收藏了宋刊《眉山七史》、元刊《玉篇》(零本)、元刊《中州集》(此书后与中国董康交换它本)、元刊《三国志》、《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君臣图像》等,此外,尚有日本平安时代写本《春秋左氏传》、五山版《唐才子传》等珍本。1915年,内藤湖南通过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以一千五百元的巨赀,购得《史记集解》残本五十八卷,后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指定为“日本国宝”。内藤湖南的晚年,定居于京都府恭仁山庄,一生收藏之文献典籍,也移藏于此。“恭仁山庄本”除允好友观瞻之外,不作公开之用。1934年内藤湖南去世之后,翌年,大阪府立图书馆曾征得其家族同意,举办过“恭仁山庄善本展”,并有珂罗版图谱一册行世。后来世人有“恭仁山庄本已交大阪府馆收藏”之说,其源盖在于此。其实,“善本展”后,展品已经全部交还其家族了。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了恭仁山庄所藏的宋绍兴刊本《毛诗正义》单疏本。此本与唐人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合称“恭仁山庄双璧”,皆已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半个世纪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中,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于今“恭仁山庄本”究竟存落于何处,中日两国的学人茫茫然不知所在。

我原先在京都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发现有一“内藤文库”,系内藤湖南旧藏,欣欣然有喜色。然披览之余,顿然失望。原来此“内藤文库”所藏,则系内藤湖南收集我国有关满族与蒙族的文献资料,凡161种,合1591册。此为“满蒙研究”之重要史料。后来有日本友人相告,内藤氏家族在1984年将“恭仁山庄”与“恭仁山庄本”一起,转让给了关西大学,拟另设立一个“内藤文库”。于是,我便开列“日本国宝”汉籍三件、“日本重要文化财”汉籍四件,请代为查询,然终无所获。后来收到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福永光司老先生寄赠的关西大学收藏内藤湖南文献的几个影印件,确认了内藤湖南原先所有的“国宝级”汉籍不在其内。1989年秋,我拜访了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的“内藤文库”,当时还在整理之中,但基本弄清楚了关西大学的收藏,是以宋元刊本之外的明刊本为主体的。

我原以为“恭仁山庄本”的国宝已无处可以寻觅,正在彷徨之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老先生托人传话。岛田先生说:“严先生在日本访书,最好去大阪看看杏雨书屋,那是内藤湖南的精本。”这个讯息使我十分振奋,因为这正是我在寻找,却又无从知其下落的一批唐钞宋刊——包括唐人写本《说文解字》在内的堪称天壤间孤本的珍宝。

原来,早在1938年,内藤氏家族就已经把“恭仁山庄本”中的极品,凡刊本67种、写本31种,转让给了经营医药的豪富武田氏家族。

武田氏家原有藏书楼,名曰“杏雨书屋”,以储东洋本草医书为主,与其从业相当。据说这一藏书楼的建立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有关。当年在大地震中,关东地区如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等所藏文献典籍损失惨重,为防止再次发生典籍的失散,该家族以私人之力,开始从事中国与日本的本草医书的收藏。先是购得小野家的本草典籍,1932年又购得早川佐七氏的植物学典籍。待他们收购到内藤湖南的极品精本以及原福井崇兰馆的旧藏后,“杏雨书屋”作为藏书楼便有了规模了。1964年,建立了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从事相应的文化事业。1977年6月,武田氏家族第六代传人武田长兵卫先生,把原“杏雨书屋”的收藏,全部交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管理,虽然在所有权上,仍然属于私家系统,但却不再归私人所有了。

杏雨书屋是一个私人的藏书机构,不公开对外。欲登堂入室睹其藏本者,皆需要特别的介绍。当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羽田明先生被聘为杏雨书屋主人,羽田明教授是日本东西关系史研究的名家。承蒙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和小南一郎教授、狭间直树教授从中联络,九月的一个上午,由狭间直树教授陪同,我们乘“阪急特快”电车,到了大阪郊外一个叫做“Juso”的地方。这里的景色很美,宽阔的淀川从它的身旁流过,街心公园一片翠绿。我们穿过一条很狭窄的巷道,到了“武田医药制造厂”。真是难以想像,中国文献中的稀世珍宝,竟然就储存于我眼前巨大的水泥面厂房卵翼之下的一栋小楼中——小楼位于厂房的左侧,这便是“杏雨书屋”。工作人员客气地了解我们的来意后,我们即被引入二楼一间宽敞的房间中。房内的陈设雅淡清新,似无纤尘之染,一位老先生正聚精会神地读着线装古书。工作人员端上两杯咖啡,便问需要什么书。一会儿,他依书单从外屋捧进几部书,我欣喜地接过本子,然而,心里顿时有些发凉——这位先生递进来的不是原品,而是原品的影印件。我和狭间教授相视片刻,接过影本。我想,真本乃国宝,恐怕不会轻易示人。现在虽说不是原品,但毕竟是全部的影印件,也已经相当的不易。于是,便向狭间教授苦笑地点点头,还是认真地阅读起来了。

羽田明教授是下午特地从京都赶来的。他一进屋,便先与那位读古书的老先生打招呼,然后便径直来到我们面前。羽田先生很有风采,不拘小节,看上去并不像已经是七十四岁的老人。他说:“我赶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是第一位来这里访书的中国学者,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呀!”他又说:“书屋以收藏为主,并不公开,所以,一般是不接待外来参观的。来这里看书的,都是有专门研究的。”说着,他便向我们介绍那位看古书的老者——原来,这位老先生,他就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学家北村四郎,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北村先生含笑点头,指着桌上的古书说: 我是这里的常客,读中国的古医书,非常的有意思。”谈话间,羽田明教授似乎发现了什么,他问我:“先生喜欢看影印本吗,为什么不先看一看原本呢?”这使我很窘迫。

由工作人员所造成的这一遗憾,终于由于羽田明教授的到来而得到解决。当我打开用白锦缎裹缠的书包时,真是欣喜与感慨交加,展现在我的眼前的是在我国已经失却,而已经成为他国“国宝”的中国文献。从前曾闻恭仁山庄有《四宝诗》,其曰:“白首名扬甘伏雌,抱残守缺慕经师;收来天壤间孤本,宋刊珍篇单疏诗”云云,终于得见其真颜了。

杏雨书屋所藏唐人写本《说文解字》,即此“木部”六叶,共九十四行,一百八十八字。每行二篆,分二段记载,先用大字表示篆体,其下横写反切注音,解说之文,又分二或三行书写。篆字属悬针体,似与唐人元次山《山吾台铭》相近,其楷书与唐人写经文字甚类。此本外封用古锦装裱,内衬水色缎子,有清光绪二十七年费念慈题签《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字》。卷端有清同治七年曾国藩亲笔《唐写本说文》五大字。本文用纸,系唐写经中所见的那种硬质黄麻纸。纸面高八寸四分,全长七尺九寸七分。本文末尾尚存改装之前宋人裱装所用的衬纸,幅宽四寸一分。其后用另纸黏接,系宋人米芾之子米友仁亲笔《跋》,文曰:“右唐人书篆法说文六/纸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后又用另纸相接,有宋人俞松亲笔,书曰:“宝庆初年四月三日妆池松题记”,左方并有“俞松心画”及“寿翁”二印记。

以上除曾国藩题五字外,看来基本保留宋人装帧旧态。此本凡六叶,各纸接合处,皆钤“绍兴”小玺。从米友仁《题跋》与“绍兴”小玺判断,此本至南宋初年,似犹存于王室内府。俞松《题记》后隔七寸九分,接另一纸,有同治七年曾国藩亲笔长诗。诗曰:插架森森多于?,世上何曾见唐本;/莫君一卷颇怀奇,传写云自元和时;/问君此卷有何珍,流传显晦经几人;/君言是物少征识,残笺黯黑甚不触神;/豪家但知贵锦裘,陋巷谁复怜綦巾;/黟孙令君持赠我,始吐光怪干星辰;/许书劣存二百字,古镜一扫千年尘;/篆文已与流俗殊,解说犹令耳目新;/乾嘉老儒耽苍雅,东南严段并绝伦;/就中一字百搜讨,诘难?起何斫斫;/暗与此本相符契,古辙正合今时轮;/乃知二徐皆卤莽,贻误几辈徒因循;/我闻此言神一快,有似枯肠揩马疥;/我替趋朝陪庶尹,颇究六书医顽蠢;/四海干戈驱迫忙,十年髀肉消磨尽;/却思南阁老祭酒,旧学于我复何有;/安得普天净?枪,归去闭户注凡将。

诗后题署“同治三年八月作此诗应子亻思尊兄雅嘱七年八月曾国藩书”,后有朱印一枚。此“诗题”后,又有翁同?、杨守敬、白坚、傅增湘、张元济、董康,及日本人西园寺公望、犬养毅、德富苏峰、铃木虎雄等的题跋。自卷端至此题跋,总长三丈二尺五分。

此本如曾国藩《题跋诗》所说,原为清人莫友芝所藏。莫氏有《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详说此本发现之经过。后归白坚所有。早在1910年秋,内藤湖南已经在陶斋(端方)的书架上见过此本。同年十月初四日,内藤湖南记曰:“陶斋尚书见示唐写《说文》,真天下奇宝也。我邦曾有此书数行,今已不知何在,可惜”云云。十七年后,即1926年,此本归内藤所有。卷中有内藤为收藏此本而专制的藏书印章“宝抚?”。

杏雨书屋藏宝与《说文》合成“双璧”的,则是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宋太宗端拱元年校勘《五经正义》,淳化三年刊刻成《毛诗正义》,宋绍兴九年于绍兴府覆刊。杏雨书屋所藏此宋刊单疏本,国内已经不存,实系天壤间孤本。早在1934年1月,此本已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指定为“日本国宝”。

《毛诗正义》今存卷八至卷四十,缺卷一至卷七。每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二字至三十二字不等,以二十五字或二十六字居多。匡廓内纵七寸六分,横五寸二分。版心记卷数、页数,每卷末记字数。卷四十末有原淳化三年刊本所列校勘官名衔,末有“绍兴九年九月十五日绍兴府雕造”牌记。此书原系日本中世纪时代的文化设施金泽文库旧藏,后流入民间。日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曾记此本曰:“古泽介堂氏从周防古刹所获,后归井上百爵,故遂为吾师(竹添光鸿)有。”每卷卷首或卷尾有“金泽文库”、“香山常住”墨印,并有“井井居士珍赏子孙永保”印记。此书外配书匣,匣盖内面有“甲子(大正十三年)六月购炳卿”墨书。

这次看到的还有杏雨书屋所藏“日本国宝”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史记》刊本自南宋以来,通行“三家注本”。在北宋时代,“集解”、“正义”还是单行于世的。事实上,《史记》的北宋刊本,世间已经极为罕见。杏雨书屋所藏十四行本,与原国内铁琴铜剑楼藏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可能为同一刊本。如是,天壤间仅此二本而已。此本宋讳“敬、竟、殷、匡、恒”等,而“贞、祯”等字则不却笔,可推为宋仁宗以前刊本,至为珍贵。此本今存自卷三十一(世家第一)起共凡五十八卷。《本纪》、《书》、《表》全部遗失。另外,又以原京都富冈桃华旧藏南宋刊本卷五十至卷六十配补。每卷末有手写“索隐述赞”,又《列传》部分每卷皆有朱点,并以墨书附训,盖系日人读者所施。每卷首又有“井井居士手装明治四十二年十月”字样。卷中有“竹添氏光鸿”、“岛田重礼敬甫氏”等印记,并有内藤为此本专做的藏书印“宝马?”。

杏雨书屋的《史记》藏本,除此“国宝”之外,尚有宋绍兴十年邵武朱中奉刊本《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全本。字画遒劲,版刻精美,犹有北宋余韵。是书卷中有“兰陵家藏书籍”、“兰陵藏书”印记,则系日人贵胄飞鸟井家族旧藏。向读日本安政年间(1854-1859年)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记京都飞鸟井家藏《史记》宋刊本,然末署“未见”,我竟于一百三十年后于杏雨书屋复见此本,亦一大快事也。

在我结束访书时,羽田明教授以诚恳之情,赠我书屋藏九十七种图影。暮色中我和狭间教授离开了厂房,我在心中默默地向书屋告辞,因为我明白,这一走,不知何日何时才能再来目睹这民族的瑰宝。中国典籍中的无价之宝,仍然静悄悄地留在巨大的厂房的一角,几乎不为人所知晓,不知还要待到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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